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配资杠杆炒股比例，本案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发生在这里。
巴索伦粮站“11·9盗窃案”发生后的两个星期，11月24日，杜尔伯特县工商行政管理所副所长康健轮到值班。这天是赶集的日子，他一大早就来到所里，向内勤交代了几句，便往集市贸易市场走去。
康健是汉族人，41岁，但外貌看上去倒像已经年过半百，矮小、黑瘦，背脊微佝，穿一件旧狗皮袄，戴一顶翻毛獾皮帽，腰里拴段白麻绳，上插旱烟杆，人前一站，活脱脱一个乡下小老头。
六十年代，国家对农副产品控制甚严，粮油、棉花、棉布、票证以及多种诸如香烟、食盐等配给商品一律不许上市，一旦发现，不但东西没收，人也带往工商所审查，很容易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送进公安局，判刑劳改。
当时的工商干部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付这类角色，所以经常变换服装，改头换面，私查暗访，如同公安局侦查员侦查案件一样。
这天是星期日，市场上人特别多，康健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两道犀利的目光不时悄悄地往四下里扫溜，不一会儿就逮住了一个目标。
这是个二十多岁的蒙古族人，身高不低于1.85米，虎背熊腰，一条彪形大汉。此人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眼光也在扫溜，但是有选择，总是扫溜在乡下人身上。
康健根据以往积累的经验判断，此人十有八九是票证贩子。他不慌不忙地挨到那人身边，用蒙古族话试探：
“做啥买卖？”
那人比康健高整整一个头，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个“乡下老头”，反问道：
“你要什么？”
康健眯着眼睛，咂巴了几下嘴唇，吐出一个字：
“票！”
他已听出，对方是汉族人，只不过穿了一身蒙古服，所以改说汉语。对方也改说汉语：
“什么票？”
康健说:
“粮票。”
那人眼睛一亮，说声“跟我来”，转身往人群外走，康健紧紧尾随，眼睛往后一扫，所里的两名下属脚步也往这边移动。
那人走到市场旁边的一个垃圾箱旁边停了下来，康健来到，驻步停在他的对面。对方说:
“我有全国粮票。”
康健问:
“什么价？”
对方答:
“一市斤6毛。”
康健还价:
“5毛！”
那人倒也爽快：
“5毛就5毛，要多少？”
康健说:
“你有多少，我吃进多少！”
对方说:
“哈哈，开玩笑了，你没那么多本钱！算了，我身边只有200斤，你掏100元出来，都拿去！”
康健说:
“也好！”
那人刚从怀里掏出粮票，就被康健倏地一把夺在手里，喝声“带走”，两名工商干部已经一左一右站在对方旁边。
东北农村集市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票贩子一看大惊，眼里闪过一道凶光，把手伸向腰间欲拔那把蒙古短腰刀。他的手刚握住刀柄，手腕已被一个工商干部紧紧攥住，耳畔响起一句蒙古话：
“不准动！”
票贩子打了个寒颤，对方那把劲力和话语，表明是蒙古族人，尽管他穿着汉族服装。一对三，对手中还有一个是蒙古族人，而且不远处已有两名臂套袖章的市场管理人员往这边走来，他显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于是只好放弃原先的企图，乖乖被带到了工商所。
经搜身，在票贩子身上抄得全国粮票300斤、现金若干和一张县政府招待所的住宿证。康健派两名干部去招待所检查行李，竟然搜出崭新的全国粮票10000斤，全是拾市斤票面。
这下子，使得康健大大吃惊：
“一条大鱼啊！”
工商所建立以来，抓获的粮票贩子从未有过一次倒贩1000斤，这家伙一下子把纪录刷新了10倍以上！
工商所的池塘太浅，盛不下这样的大鱼，康健一个电话打到县公安局，马上开来一辆吉普车，连人带票押了过去。
可是，县公安局也未审理过这等巨额的投机倒把案，非正式审讯般地讯问了几句，几个头头便开会商议如何审理此案，有人提出这会不会是假粮票，还是请县粮食局派人来看看再说。
很快，县粮食局来了一位主管业务的副局长，一看这么多粮票全是未上市流通的新票，不禁瞠目结舌，连说“反常”。
反常之处，是以粮票贩子的“操作手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搞到这种整刀整刀新票。这些粮票的来源，有两个可能，一是假粮票，二是盗窃的真粮票。
重庆证券配资网以这位副局长的目测能力，自是无法鉴别这些粮票的真假。即使能鉴别，也缺乏科学性，不能作为判定案件性质的司法鉴定。因此，这位副局长提出，应当把粮票送往省粮食厅去鉴定。
县公安局接受这个意见，决定一面审理案子，一面把粮票送省里鉴定。
案犯供称:
这些粮票在几天前从一个蒙古族猎人那里，以每斤0.50元的低价收购来的，对方姓名、住址等均不知晓。
公安局遂组织精干刑警，一连数天，来到案犯所供的那个小镇守伏，始终未见那个蒙古族猎人。
再说去省城哈尔滨的二位(一是县公安局的侦查员，一是县粮食局干部)，一到那里便把粮票送往黑龙江省粮食厅鉴定。
粮食厅听说有这么个票贩子，也感到吃惊，同时觉得鉴定责任重大。可是，省厅也缺乏鉴定条件，又给杜尔伯特县出具了介绍信，让他们去北京请国家粮食部鉴定。
随后，他们发电报请示杜尔伯特县公安局，获准后，登上了去首都的火车。
粮食部得知情况，十分重视黑龙江的这起案子，破例连夜组织专家进行鉴定。
首先鉴定这些全国粮票的真假，经和资料档案库内的同版样张在纸质、印刷、图案、颜色等方面比较鉴别，得出结论：
这是真粮票。
其次鉴定这些粮票是发往哪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这里面的区别点在于纸张成份，印全国粮票的纸张是由定点的造纸厂特制，事先按发往不同省份的数量，在纸浆中添加一种特殊化学物质，鉴定时，只要将送检品剪下一角，溶解成纸浆，以仪器检测这种化学物质的比例后，就可以知道这是发往哪个省份的“货”。
当然，这种化学物质的名称、添加比例都属于国家机密，整个粮食部也只有极少几个人知晓。鉴定结果很快出来：
送检品是发往内蒙古自治区的全国粮票中的一部分。
次日，杜尔伯特县赴京人员拍发急电，报告鉴定结果。
随后，杜尔伯特县公安局向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电询，要求提供该区何地发生过盗窃粮食部门全国粮票案件的有关情况。
自治区粮食厅办公室一位干部拆阅了电报，便去问本厅保卫处。保卫处的答复是：
巴索伦粮站11月9日曾发生过盗窃粮票案，赃物现已全部追回。
而后，自治区粮食厅办公室那位干部给杜尔伯特县公安局发了一份回电。
这份电报刚发出，自治区粮食厅忽然接到粮食部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称:
据新发现的情况判断，巴索伦粮站失而复得的那些全国粮票有掺假票之嫌，应即行核查；如无把握，可派人将样品送往北京检鉴。
粮食部计划司一位科长在听说杜尔伯特县派人赴京送检粮票之事后，想起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最近发生的巴索伦粮站巨额粮票盗而复归的事件，顿觉十分蹊跷：
部里鉴定表明杜尔伯特县工商所从票贩子处缴获的10000斤粮票来自内蒙古，而巴索伦粮站又报未缺一斤粮票，而内蒙古自治区其他粮食部门并未遭窃劫，这该如何解释呢？
答案只有一个：
巴索伦粮站失而复得的粮票中，已经掺混了假票！
这位科长于是向计划司领导报告了自己的猜测，立即引起高度重视，于是就有了上述那个紧急长途电话。
这个电话使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领导层感到震惊，厅党委随即作出决定：
立即派专人赴巴索伦粮站检查失而复得的那些粮票！
1963年11月下旬，首都北京已经进入了滴水成冰的冬季，深夜寒风呼啸，人们都已早早进入梦乡。
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却还闪烁着灯光，周恩来正在灯下审阅粮食部送来的一些表格，他的手边放着一把算盘，不时拨划一阵，算珠的撞击在深夜的静谧中，不时响起阵阵清脆的声响。
三年自然灾害出现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和责任，挑起了解决粮食问题的重担。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总是要求粮食部门及时将粮食购销调存表等报表送去，他一张一张地审阅，一遍一遍地拨打算盘，一旦发现问题立即给予解决。
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着的32张从周恩来那里退回的报表，上面有他的笔迹994处。
其中，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
不一会，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值班卫士轻悄悄地走了进来。周恩来抬脸望着他，用目光询问：
“什么事？”
卫士报告：
“李先念副总理来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
“先念来了？哦！哦！”
话音未落，他已经大步走出了办公室。客厅里，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脸色凝重地在踱步，听见脚步声，一个转身迎了过去：
“总理！”
周恩来伸出手和李先念握手：
“先念同志，来了怎么不坐？请坐！请坐！”
李先念在沙发上坐下，开门见山说道：
“总理，深更半夜前来打扰，是因为有一件大事要报告。”
周恩来眉峰一耸：
“什么事？”
李先念说:
“刚才我接到粮食部报告，内蒙古自治区巴索伦粮站被盗换160万斤全国粮票——案犯先将真粮票盗走，然后将伪造得十分逼真的假粮票抛出来，让公安部门追赃归库。”
周恩来一听，倒抽一口冷气：
“160万斤全国粮票！……唔，那些假粮票流出去了吗？”
李先念说:
“当发现是假粮票时，一部分已经下发到县里去了，现已紧急收回。现在主要是被盗换的真粮票，仅由黑龙江追缴得1万斤。此外，必须弄清假粮票源出何处。”
周恩来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
“这个案件，我马上责成公安部去查！”
接着，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走到角落里的茶几处去打电话，让中南海总机接公安部长谢富治家里。电话很快接通，那边向总理报告：
谢富治四小时前已随毛主席的专列离开北京了。
周恩来放下话筒，皱皱眉头说：
“一定要和谢部长通上话，这么大的案件公安部长不知道怎么行！”
稍停，周恩来又抓起话筒，这回要了军委话务台：
“小鬼，我是周恩来，我要和公安部谢部长通话，他已经跟主席的专列离京了，你想个法子找到他！”
对方答:
“是！明白！”
军委台的值班话务女兵虽按照规定这样说了，但却面临着一个大难题：
谢富治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当时的专列没有电话，只有电台。
电台她这边无法联系，即使联系上了也无法让总理和谢富治通话。不过，军委台的女兵是全军话务兵的尖子，个个聪明机灵。
这个话务员灵机一动便有了主意，当下先和铁道部联系，弄清毛泽东专列此刻的位置和下一站将停靠河北沧州，接着打电话给沧州站军代表，立即给谢富治传话：
总理要和谢部长通话。
就这样，当毛泽东的专列凌晨1点多在沧州站停靠添水上煤时，周恩来和谢富治通上了电话，听说发生了这么一桩巨案，对方大吃一惊，忙问总理他要不要立即返回北京。
周恩来说：
“你还是按原计划陪同主席南下，但是要立刻和公安部在家的领导取得联系，安排破案事宜。富治同志，你看怎样？”
谢富治答道：
“总理，我明白了！”
放下电话，谢富治立即在沧州火车站向公安部下令：
立即派出精干人员会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侦查巴索伦“11·9盗窃案”！
公安部派往内蒙古指导侦查案件的是刑侦专家刘胜西和他的两名助手。
刘胜西在两年多后曾赴江南主持侦破了惊动陈毅副总理的“茅山飞盗案”，受到过陈毅的接见。
这次为赶时间，他们一行三人从北京坐民航机飞哈尔滨，再由空军用直升飞机直接送往巴索伦镇。
此时的巴索伦镇上，已经聚集了县、地、自治区公安机关的将近50名侦查员。先前来而复去的县公安局长王沛、地区公安处副处长荣一彪早已抵达，他们正满脸愧疚地听侦查指挥部总指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欧阳乐训话。
欧阳乐已经接到刘胜西要来的通知，一听说他们这么快就赶到，不禁喜出望外，放过王、荣两人，大步出门欢迎。
刘胜西是名探，当时全国各省警界都知道他，和欧阳乐握过手后，立刻被众侦查员围住，七嘴八舌问候，性急的已经问起了是否有把握侦破案件。
刘胜西笑道：
“这个我可不敢说，破案主要靠大伙儿，至于我，人到这儿，把劲使到就是了。”
欧阳乐副厅长接过话头说：
“咱们现在就开案情分析会。”
会上，之前专案组长王沛先向众人详细介绍了案情，出示了许多照片。接下来众人分析案情。
欧阳乐的副手、自治区公安厅优秀侦查员平增泉拿出一张包假粮票的牛皮纸，摇晃了一下说：
“我闻了闻，这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青草气味，而那口破窑里盖在上面的却是干草，干草上的气味不可能沾到纸上，只有半干半潮的草和干的纸接触，草味才随着潮气渗进纸里。
这纸上有草味，说明那草盖上去时是半干半湿的，换句话说，这些假粮票在至少一个半月前已经放在那里，这是一起预谋案！”
接着，县局刑侦队长俞丰瑶说：
“这么一说，我倒也有个想法，怎么那么巧，粮站库房里的真粮票是160万斤，他那假粮票也是这个数字？
他运来的恐怕不止这个数字，估计多余的就埋在那口破窑里。”
众人一听全都点头同意，王沛吩咐公安员比翁贡马上带几个民兵去找。一小时后，比翁贡回来报告，又挖找到了40公斤假粮票。
就在这时，会议已经定下了侦查方向：
写匿名“举报信”的人就是案犯，以此信笔迹为线索，在巴索伦地区进行缜密排查。
笔迹排查的范围以巴伦化镇为中心，辐射至方圆数公里的18个村镇。侦查指挥部认为：
案犯既然把假粮票藏匿于巴索伦镇，又熟悉粮站情况，无疑就在这个范围之中。
几天时间内，各村镇党组织、治保委员收集了所有识字者的笔迹，源源不断地送到侦查指挥部。
指挥部从自治区公安厅和呼和浩特、包头、乌兰浩特、集宁四市公安局调来八名专门鉴定笔迹的刑侦技术人员，对数以万计件笔迹进行鉴定。
哪知，逐一鉴定的结果，竟没有一个人的笔迹与匿名“举报信”相同！
总指挥欧阳乐“乐”不起来了，这天深夜，他走进刘胜西的房间，忧心忡忡地说：
“老刘，咋办啊？这案件连周总理都牵着心，三天两日让办公室打电话向自治区公安厅询问侦查进展情况，这里久侦不破，真是寝食难安哪！”
刘胜西此时正拿着高倍放大镜在琢磨现场照片，想了想，答道：
“欧阳厅长，你也甭过于着急，明天我再去现场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后来，刘胜西在回忆这件事时说：
“当时，我有一种直觉，感到现场有线索尚未发现。”
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经长期研究后发现：
直觉是人的第二智慧。
刘胜西的直觉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天，当他再次勘查现场时，发现库房大门和粮票库门上的“司必灵锁”锁舌上的撬痕似乎有问题。
现场两道锁上的撬痕，初看确是薄金属片从外面硬插入而形成的。但是，刘胜西发现那痕迹似乎太深、太明显了一些。
以金属薄片打开门锁，用得着花那么大的劲力吗？刘胜西决定试一试。
一名深谙盗窃犯作案手法的侦查员被刘胜西请到粮站，在站长刘汉洪的办公室作试验。这位侦查员用临时找来的一块白铁皮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司必灵锁”。刘胜西观察锁舌上的痕迹，淡得似乎只擦去了上面的灰尘！
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结论产生：
所谓“撬锁”是伪装的，案犯使用钥匙打开门后，进入现场。
锁舌上的痕迹，是在门开着的状态下，故意制造出来，产生这样深的痕迹的劲力，在门关着时既无法使出，使出反倒打不开门。
于是，侦查方向转到钥匙上。前面说过，库房钥匙由粮站站长刘汉洪一人掌握。他把钥匙管得很牢，向来寸身不离，晚上睡觉也栓住了压在枕头下。
所以，当侦查员找他谈话请他回忆是否有可能被人拓印偷配时，他一口否定。这位老抗联战士说得很“绝”：
“你们可以怀疑是我作的案，但是不能认为我保管的钥匙出了毛病！”
到底是不是刘汉洪作的案？侦查员进行了缜密的调查，所获的材料部分构成疑点，侦查指挥部正准备考虑采取措施与刘汉洪进行正面接触时，刘胜西却提出了异议:
刘汉洪不会是作案人。
原来，侦查员在对刘汉洪进行外围调查时，刘胜西也对他进行了观察，发现这个粮站最高长官的烟瘾很大，这一点与现场发现烟蒂吻合。
但是，他抽烟用火柴，从不使用打火机，现场却只有烟蒂而无火柴梗，很难想象他会在外面点着香烟，叼在嘴上再进门作案。所以，刘汉洪不是案犯。
刘胜西所提的异议合乎逻辑性，很有说服力，侦查指挥部一致赞同。这样，线索再次断了。
欧阳乐坐镇指挥侦查，每天既要领导下面，又要应付上面，弄得内外交困，焦头烂额，满嘴燎泡。看看下属，也个个累得耷头搭脑，没精打采。
于是，他宣布放假一天，休息休息。
刘胜西打了一瓶白酒，一个人缩在房里喝着，思索着，一瓶酒喝完，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色已黑，他满身酒气地闯进欧阳乐的房间：
“欧阳厅长，看来要搞个小动作——拆锁！”
欧阳乐反问道:
“拆锁？”
刘胜西答:
“对！把现场两把锁拆下来，开膛破肚检查。我琢磨，案犯肯定是凭钥匙进的门，而刘汉洪的钥匙又没被人沾过，这样，只有一种可能：案犯直接在锁上搞了名堂！所以要拆锁检查。”
欧阳乐沉思一阵，迟迟疑疑地说：
“也好！”
很快，巴索伦镇上唯一的一名锁匠被请到了粮站，就在刘汉洪的办公室里，将拆下的两把“司必灵锁”开膛破肚，进行检查。
刘胜西的推断不无道理，在两把锁的内部，均检出一种只有用高倍放大镜才看得清楚的非金属粉末！
经和公安部联系，侦查指挥部当即派专车将锁具连同粉末送往离巴索伦镇最近的省城哈尔滨市，请北京派来的两名专家检鉴。结果显示：
这种粉末是一种特殊化学剂凝固后形成的。
这种化学剂是一种密封于软管内的胶液，将胶液对准锁眼轻轻挤入，一分钟后即按齿位形成一个硬质钥匙模型，抽出后按样配制成的钥匙与原配钥匙一模一样。这是国外间谍机关配备给特工使用的一种特殊作案工具。
这个结论，令侦查指挥部大吃一惊：
难道这是一起政治盗窃案？案犯是外国派遣特务？
案情因这个结论而变得复杂，却也明朗起来：
案犯是一个既有条件熟悉巴索伦镇，但又和外部有密切关系的人。
侦查指挥部立即举行紧急案情分析会，决定调查两类人：
一是今年以来外地来本镇的人员；二是本镇去外地出差、访亲友的人员。
巴索伦镇上的两家旅馆翻出了旅客登记资料，公安员比翁贡拿出了临时户口及外来投亲访友者的资料；各单位、居委会负责提供本辖点在外地出差、访亲友人员的名单和资料。
几十名侦查员紧张地查阅、分析，拣出了一个个嫌疑人。初步排查下来，一共有12名嫌疑人，其中本镇四人，外地八人。
已经离开巴索伦镇的笔迹鉴定刑侦人员又被侦查指挥部召回小镇，对这12人的笔迹进行鉴定，结果出乎意料之外：
无一人与“举报信”笔迹相符！
欧阳乐懵了：
“怎么回事？”
刘胜西说：
“再查！”
又一轮排查开始了，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排出了一名新的可疑对象。此人名叫朱富祥，本镇人氏，36岁，原是县中学的教师，1958年因侮辱女学生而被处劳动教养，送往位于中A边境的B农场服教。1960年解教后留场就业。
今年9月到11月间，他曾回巴索伦镇父母处，说是患肝炎休假三月。朱富祥的身材特征、烟瘾等与案犯相符。
进一步调查，发现巴索伦粮站女职工朱虎梅是朱富祥的胞妹，朱富祥曾数次去粮站作过较长时间逗留。侦查指挥部当即决定：
查鉴朱富祥笔迹！
查鉴是秘密进行的，侦查指挥部派侦查员去县公安局，从满是灰尘的卷宗堆里找出朱富祥1958年被收审时的案卷，将里面的《亲笔供词》和“举报信”相比较，得出结论：
笔迹完全一致！
侦查指挥部立刻组建一支由精干侦查员组成的缉捕组，由欧阳乐亲自带领，连夜驱车前往B农场缉拿疑犯朱富祥。
巴索伦距B农场800公里，两辆吉普车一路急驰，只用了11个多小时就抵达目的地。缉捕组顾不上休息，和农场派出所取得联系后，立刻去朱富祥所在的分场，将朱富祥缉获。
搜查随即进行，在朱富祥的住处搜得“回力”球鞋一双，经与带去的现场照片相比较，证实现场鞋印确系此鞋所留。
至此，已完全证实朱富祥是“11·9盗窃案”的作案者！
随后，他被押往农场派出所，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严密警戒下，接受审讯。欧阳乐担任主审，什么都不问，直接问道：
“粮票藏在哪里？”
朱富祥被扣上手铐、砸着脚镣，又有这么多警察“伺候”，一下子给吓懵了，听说坐在上面的这位威风凛凛的大个子是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顿时瑟瑟作抖，乖乖招供：
“粮票全部藏在巴索伦粮站后面的小山坡的一株大松树下面。”
一支笔、一张纸扔在案犯面前：
“你把座标图画出来。”
朱富祥原本是美术老师，画画是他的看家本领，当下三下五除二画出了一张座标图，并在上面注明文字说明。
欧阳乐马上命令将座标图改为文字，译成密码，用车载电台即刻发往巴索伦的侦查指挥部，让那边收到电报后立即去藏匿点挖掘验证。
接着，朱富祥交代“11·9盗窃案件”的作案详情，其内容就像一段传奇故事。
1961年夏天，饥荒的阴影笼罩着B农场。农场党委为使全场职工度过这段困难时期，在把应当发放的口粮发放给每个职工以后，宣布放假三月，大家各显神通，生产自救。
一时间，数千职工一哄而散，有的去外地投亲靠友、做生意、打短工；有的守着河流捕鱼捞虾；有的头一扎进原始森林，打猎、采野菜摘野果；也有的异想天开去淘金，指望不但自救，还能发财。
朱富祥自幼长在草原腹地巴索伦，别的不会，打猎还行，便约了两个伙伴，每人背了一杆火药枪，兴冲冲地上了农场附近的狮子山。
他们一行三人在山里转悠了一星期，只猎到一些山鸡、野兔之类的小动物，肚子里混饱了，还有些积余，但没解决根本问题。
这天，朱富祥三人来到一座无名山冈，爬上冈去，往远处眺望。冈下有一条几十米宽的河，这是界河，河的对岸就是A国。
A国境内耸立着的高高的岗楼里，身穿军服的边防军哨兵探头探脑往中国方向窥视的情景，清晰可视，一览无遗。
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三人决定就在这里过夜，朱富祥下套子逮住了一头黄羊、两只野鸡，三个人煮肉、烤鸡吃了个饱，便在半山腰搭了个窝棚过夜。
这天晚上，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引起可怕的泥石流。朱富祥三人待在一块桌面大的巨石上，保住了性命，但却无可奈何地被冲出国境，被A国边防军以“非法越境”的罪名予以拘捕。
十几小时后，一名A军少尉讯问了三个中国人，弄清了他们的姓名、籍贯、单位、现状、简历后，重新关了起来。
这样关了四天，到第五天三人又被押出去，初时以为要释放返回中国了，不料又进了上次那间提审室。
那个少尉还在场，不过主审官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个子了，此人穿着便服，但在场A国军人都称他“少校”，对他执礼甚恭。
少校又问了一遍上次少尉问过的话后说：
“我们分析了你们三人的情况，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放你们回国。不过，你们必须答应一个条件——今后在中国秘密替我们工作，这当然是有优厚的报酬的。
如果答应，就办一个手续，然后送去休养一段时间，期满之后放你们回去。”
朱富祥三人听了，面面相觑：
这不是让我们当特务，干叛国卖国的勾当吗？
他们一时都不吭声。少校催问道：
“怎么样？”
三人中，一个平时被称作“老帽”的回答道：
“中国人不当外国人的腿子！”
这个“老帽”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戴坏分子帽子的人，是个惯窃犯，1956年刑满留场就戴帽子，因表现不好一直没摘掉，所以人称“老帽”。
这样一个角色，在爱国还是叛国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令A军少校大惑不解，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
“不答应条件，处决！”
“老帽”的二杆子脾气上来了，脖颈一挺：
“处决就处决！”
少校一摆手，两名士兵上来扭住“老帽”就往外走，“老帽”破口大骂。须臾，外面传来一声枪响！
少校又问朱富祥：
“你呢？答应不答应？”
朱富祥脸色苍白，语不连贯：
“我……我……我……还……还……”
“你可以考虑一下。”
少校又问另一个。
“你呢？也考虑一下再答复？”
这人原是包头市的一个机关干部，1957年划上右派，送往B农场劳教，期满后因妻子离婚无家可归而留场就业。
此人对划为右派心怀不满，屡屡申诉，被农场主管部门称之为“铁杆”，到这当儿真的“铁”了，大声叫道：
“不必考虑！叫我叛国，下八辈子也不干！”
少校又是一个手势，“铁杆”便追“老帽”去了。外面枪声刚响过，少校便问朱富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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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考虑好了没有？”
朱富祥长叹一口气：
“唉——我替你们干。”
少校让朱富祥填了一张印满了A国文字的表格，他直到死也不知道上面印了什么内容，反正让他在那个位置写什么就写什么，最后签上名字，按上指纹。然后，少校满脸笑容地和他握手：
“朱，祝贺你替A国情报机关工作！”
朱富祥这时才知道，自己上的是A国情报机关的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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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国情报机关用直升飞机把朱富祥送到一个他连方位都不明的地方去休养，那是一幢位于风景秀丽的山谷中的别墅，里面不但有豪华的卧室、餐厅、客厅、健身房，还有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和手枪靶场。
朱富祥在里面待了两个月，一边休养，一边接受特工训练，学会了射击、照相、译码、使用密写药水、跟踪和反跟踪等特工的基本技能。
1962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A国情报机关用直升飞机把朱富祥送到离国境线两公里处的一个A军哨所，由两名边防军士兵把他送到国境线，越境返回中国。
朱富祥回到农场，无人盘诘他的去向，也没有人问起当初和他一起出去的“老帽”和“铁杆”的情况，因为当时出去了没回来的人数在300人以上，人们对此已经不以为然。
朱富祥回农场后，一直等着A国情报机关发来指示(情报机关许诺完成三次任务后让他去A国定居)，当年没等到。
又等了八个月，他收到一封寄自黑龙江的信，内用暗语让他去县城某处接受指示。
朱富祥以治病为名去了县城，在一家旅馆里见到了一个女人，蒙古族打扮，蒙古族语和汉语说得一样流利。
这个女人以A国情报机关的名义向他下达指示，共有六条：
①服下给他的药片，去医院化验，即会被告知患了肝炎，从而获得三个月病假，那时向农场请假回巴索伦老家休养，必准许。
②返巴索伦前经县城时仍住这家旅馆，三天内会发现房间里有两件行李，那是200万斤假全国粮票和活动经费、特工工具。
③返回巴索伦后秘密地将假粮票藏好，利用其胞妹朱虎梅的关系混入粮站，先熟悉环境，然后在夜晚两次越墙潜入粮站，以特制化学胶获取库房钥匙模型，自己依样配制钥匙。
④密切注意粮站调入全国粮票的动向，一有机会立刻将粮票盗出，藏匿秘处，不得动用，如何处理，听候指示。
⑤案发后的适当时候，发出“举报信”，将假粮票推出去。
⑥完成上述几点后，可以返回农场。
朱富祥接受上述指示后，返回农场立即实施。事情的进展一如A国情报机关安排的，几乎一步也不差。
只是，在大量全国粮票调来巴索伦粮站后，刘汉洪安排了四人值夜班，使朱富祥无法下手。
他正焦急间，11月9日从朱虎梅口中得知当晚开始恢复两人值班，于是决定立刻下手。
11月9日午夜时分，朱富祥潜至粮站后面的山坡上，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以树干扎成的梯子(前两次潜入粮站也用这把梯子)，搭在粮站后墙上，攀越而入。
那条看夜狗，早已和他混熟，一块肉干扔过去，叼起来一声不吭地跑开了。
朱富祥进入库房作案后，为转移侦查视线，从不抽烟的他，特地在库房里抽了一支“大金狮”。
朱富祥把赃物弄出去后，拆开梯子，用树枝把赃物挑上山。为防止侦查时警方使用警犬嗅迹追踪，他一路上还把A国情报机关提供的药剂洒下。
几天后，朱富祥发出了“举报信”，见警方起了“赃”，便悄然返回B农场。
朱富祥交代完后，自知罪孽深重，难逃一死，禁不住号啕大哭。这时，巴索伦侦查指挥部的回电来了：
赃物已发现，初步清点，短缺一万公斤。
这一万斤，就是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工商所截获的那批。至于是何人所取，至今仍是个谜。
据侦查指挥部当时分析，认为可能是有人(即票贩子所说的蒙古族猎人)在无意中发现了这批粮票，不敢或不便全部取走，遂取了一万公斤。
A国情报机关此举的目的，主要是扰乱中国粮食市场。至于真粮票暂不抛出，多半是出于稳妥方面的考虑。
侦查指挥部当即将破案消息电告自治区公安厅，公安厅随即向北京拍发急电。
当周恩来总理接到公安部报告时，十分高兴，对着话筒大声说：
“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感谢大家！”
“11·9盗窃案”的案犯朱富祥配资杠杆炒股比例，不久即被判处死刑，处决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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