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待外宾,结束后周总理觉得饿了,就对卫士说,咱们吃点便饭吧。那就是一顿很简单的便饭,吃完卫士一算账,总共是2元8角。每次卫士都付钱的,可这次他竟然忘了。
1963年初秋的一个傍晚,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结束了一场外事接待。送走外宾,忙碌了好几个小时的他已经有些饿了,便轻声对随行的卫士说:“咱们就在这里吃顿便饭吧,越简单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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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士理解总理的脾气,他向来反对铺张,于是只点了一碗素面、一碟咸菜和两个小烧饼。饭菜端上来时热气扑在脸上,总理边吃还边跟卫士念叨着刚才与外宾谈到的几项工作细节。吃完之后,卫士去柜台结账,服务员一拨算盘,总共2元8角。
卫士摸了摸口袋,刚要去掏钱,又被匆匆赶过来的饭店工作人员叫住,说外宾有份临时文件落在了休息室,请总理这边过目。卫士一忙,竟把付钱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转身就去张罗别的事情,然后陪着总理出了门。
车已经发动,司机正准备离开长安街。周总理习惯性地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下眼睛,忽然又睁开,扭过头问了一句:“饭钱付过了吧?”
卫士一听,猛然怔住,脸上唰地变了颜色。他顿时想起自己一时疏忽,那2元8角钱还原封不动躺在口袋里。他支支吾吾地说:“总理,我……我给忘了,我这就去补。”
周总理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平时对工作人员一向温和的他,这次是真的生气了,声音不大,却透着少有的严厉:“你怎么能忘了?咱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就得在什么地方算账,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快,把钱给人家送过去,一分都不能少。”
卫士急忙推开车门,一路小跑回到了北京饭店的柜台前,把钱递过去,嘴里连连道歉。等他喘着气再回到车上时,总理的脸色才和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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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士本想解释几句,总理却摆摆手,语气放缓了,可是话的分量仍然很重:“这不是几块钱的事。会算经济账,才能公私分明。公家的便宜,一丝一毫也不能占。咱们如果在这上面马虎了,下边的人就会有样学样。”
车子重新开动,长安街的灯火从车窗外缓缓滑过。卫士坐在前排,心里又是惭愧又是感慨。其实类似的“小事”,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久了,他见过不止一两次,每一次总理都较真得近乎苛刻,从来不会打一丝折扣。
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62年,总理到南方一个城市视察工作。当地同志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桌饭菜,总理一看桌子就皱了眉头,当场让撤下去好几个菜,只说留下两菜一汤,并且重申这是私人用餐,务必自己付钱。吃完饭,当地干部死活不肯收钱,说首长难得来一次,怎么还能让掏钱。
总理并没有当面多说什么,只是让秘书悄悄去厨房问清楚了这顿饭的市场价格,然后在离开前把足够数额的现金和粮票一起留在了招待所的抽屉里,并附了一张字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感谢同志们的热情,但伙食费必须结清,这是我个人的原则,也是纪律。请务必收下。”等火车开出去很远了,他还特意交代秘书打电话过去确认钱是否收好。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杭州楼外楼请几位工作人员吃饭,那是他自己掏腰包请的客。吃完一算账,花了大约15元。秘书结完账,总理当场还要过账单亲自过目,才放心地上车。
可到了机场,他又突然想起来,把秘书叫到身边重新问:“刚才那顿饭,的确是我们自己付的吧?没有让人家为难吧?”秘书再三保证已经付清,他才安心地登机。
身边的人都清楚,但凡有公务活动之外的任何个人开销,周总理一定要自己付钱,并且要求把收据拿回来给他看。哪怕是一包茶叶、一餐便饭,甚至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病房里的那点水电费,他也要让家人按市价算清楚,从工资里扣除。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总理,下面那么多双眼睛看着,我要不带头,那这个国家还怎么理得清公私?”
卫士后来常跟人说起北京饭店那2元8角的事。他说那天晚上他跑着去还钱的时候,脸是烫的,可心里却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从那以后,他兜里永远揣着一个小本子,不论什么开销,哪怕是一毛钱的停车费,也马上记下来,再也没敢忘过。
而周总理那几句话,也像钉子一样扎在他脑子里——会算经济账,公私分明,绝不能占公家便宜。这不是喊给别人听的口号证券配资,而是从一顿再简单不过的便饭里,一毫一厘筑起来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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